编者手记：于1973年8月24日，第十届大会盛大召开。华国锋当选政委。王洪文迅速攀升至中央副主席之位，位居周恩来之后，并肩负起修改党章的重任。在此背景下，四人帮文革派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上风。
王洪文、毛周
毛泽东与周恩来均对华国锋的工作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1973年8月24日，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华国锋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一同置身于主席台的第一排就座。周恩来特地指派华国锋出席东北、华东、西南三个小组的会议。随后，在8月30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荣幸地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在十大会议中，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主席，副主席的数量增至五位，分别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和李德生。王洪文由中央委员一跃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共中央副主席，其排名仅次于周恩来。叶剑英则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亦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跃升至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位。
在政治局常委的行列中，除了六位主席和副主席，朱德、张春桥、董必武三位同志系新增成员。
中央政治局成员，除九位常务委员外，还包括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等共21位。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则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其中，纪登奎与汪东兴由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华国锋以及韦国清、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均系新增成员。
朱德与董必武年事已高，鲜少参加政治局会议。刘伯承因长期住院，康生亦身染疾病。李德生自1973年底调至沈阳任职，韦国清、许世友、赛福鼎则因公在外地。常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成员包括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姚文元、陈锡联（自1973年底调入北京工作）、纪登奎、华国锋、吴德、汪东兴、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共1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王洪文迅速攀升至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位，仅次于周恩来。张春桥亦跻身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王洪文初入中央领导之列，显得有些迷茫，不知所措，完全依循江青与张春桥的指示行事。1974年6月，周恩来同志住院期间，王洪文曾暂时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江青与姚文元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则负责舆论宣传工作。这四位领导人的权力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1973年9月，南越西贡政府宣布将我国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岛屿纳入其福绥省的管辖范围。翌年1月14日，我国得知南越可能对西沙群岛发起入侵，遂决定派遣舰队前往西沙进行巡逻，以保护渔业和航行安全。18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建议成立由叶剑英领衔，包括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在内的五人小组（后于20日增至六人，新增苏振华），负责讨论和决策中央军委的重大事项及紧急作战行动。
19日，战局紧迫，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紧急赶至作战指挥室，深入分析敌方动态。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持续汇报海上战况，全力协助指挥行动。至20日，战役取得圆满胜利，成功收复了三座岛屿，击沉敌方护航舰一艘，重创驱逐舰三艘，共毙伤南越军官兵百余人，俘虏敌军人员四十九名。
喜讯抵达京城，民众情绪激昂。毛泽东对叶剑英、邓小平、苏振华的信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苏振华被纳入领导小组之中。叶剑英提出建议，毛泽东亦表示赞同，于2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通知，以西沙之战时的军委六人小组为基，撤销军委办公会议，组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11人被任命为常务委员。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担任主持。
自毛泽东主席执掌中央军委主席之职以来，1959年后续由林彪、贺龙、聂荣臻等同志担任副主席，1966年1月，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同志亦被增补为副主席。然而，1967年，在抵御所谓“二月逆流”的风波中，叶剑英同志遭受批判，而在此之前，贺龙同志已被实施隔离。1968年3月，随着中央军委常委、时任总参谋长杨成武同志的隔离，依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军委常委会议自此停止召开。随后，军委办事组应运而生，由黄永胜同志担任组长，自此取代军委常委会，负责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军委办事组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等十位同志组成的军委办公会议。叶剑英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实行集体领导。至1973年5月，在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王洪文同志加入军委办公会议。
军委办事组和军委办公会议，均为权宜之设。今已正式恢复军委常委会，此举标志着军委运作步入正轨，趋于稳定。常委会的设立，对于确保军队领导权的稳固至关重要，同时也为日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
王洪文，原本身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如今却一跃成为军委常委。他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双重身份，同时兼任军委常委一职。张春桥在军委的地位不再孤立，这一变动使得“四人帮”在军委中的权力得到了显著增强。
一旦掌权，“四人帮”便毫不留情地将锋芒直指负责中央日常事务的周恩来同志。
“四人帮”认为，周恩来是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第一个障碍。1973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周恩来，他们跳得最高。
自11月21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接连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在这期间，周恩来同志遭到了持续半个多月的严厉批评。毛泽东主席特别指示，邓小平同志应列席这些会议。
华国锋曾言：“在寻常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江青屡次与周总理发生争执，时常情绪激动，摔掷物品，无论是帽子还是手绢。散会之际，她总是率先离开，全然不顾礼仪。然而，此次毛主席的指示下达后，江青表现得尤为积极，趁机对周恩来、叶剑英发起攻击，宣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诬指总理‘迫不及待’意图取代毛主席之位。“四人帮”的气焰一时嚣张至极。江青进而向毛主席提出，希望增补自己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此次政治局会议成为他们的一次联合行动，也是他们野心的一次大暴露，由此引发了政治局其他同志的不满，自此在政治局内部形成了大多数同志与“四人帮”的对立局面。”
有观点认为，“四人帮”的集结以此次会议为转折点。然而，笔者以为，自1972年9月王洪文被调至北京起，该团伙便已初具规模。他们常驻钓鱼台，频繁聚首商讨，于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四人相互应和，相互协作，行动如出一辙。不过，彼时王洪文尚未晋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言谈举止亦较为审慎。
此次会议严重削弱了周恩来总理的健康。1967年4月，在广州处理此事期间，为说服两派群众、消除派性干扰，确保广交会按期开幕，他突发心脏病。到了1972年5月12日，常规检查揭示周恩来总理患上了膀胱癌。1973年1月13日，他突然开始大量排出带血尿液。直至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才被安排入住玉泉山，接受电灼术治疗。鉴于工作繁重，化疗只能零星进行。同年10月下旬，周恩来在接待外宾后再次遭遇全程血尿，这预示着癌症的复发。然而，由于他无法抽出时间入院治疗，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74年3月12日，他方才再次接受电灼术治疗。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院后即刻进行了首次大型手术。
“请政治局各位同志传阅。其中有些意见是中肯的，应允许进行批评。”
在毛泽东发表讲话之后，中央政治局随即终止了对周恩来与叶剑英的指责，然而，这却导致政治局内部多数成员与“四人帮”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分歧。毛泽东期望构建一个胜利且团结的局面，但这一愿景最终还是未能实现。
1974年1月，在“批林批孔”会议上，江青将耿飚的名字提及，随后耿飚向周恩来提交了辞职申请。面对这一局面，周恩来以坚定的话语劝慰耿飚：“若有人对你施以打击，切莫轻易倒下；若遭驱逐，也不应轻易离去；若遭整治，更不应轻易屈服！”“若有人对你打击，绝不可轻易倒下！”周恩来坚守此信念，立刻进行自我批评，主动争取化解纷争，力求顺利渡过难关。
毛泽东审阅完周恩来的检讨书后，点头表示满意。随后，他明确指出江青的错误。
“此议不宜。”
1971年11月，在听闻了林彪事件的文件传达之后，邓小平挥毫泼墨，向毛泽东同志致信。次年2月，他在江西得以恢复党组织生活。随后，在4月份，他的两个幼子顺利步入大学校园。到了6月，邓小平夫妇的工资得以如常发放。在那个时期，被打倒的干部普遍面临工资被扣的情况，而工资得以照常发放，往往被视为“解放”的先兆。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作出批示：“总理审阅后，请转交汪主任转发至中央各位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虽属严重，但仍需与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加以区分。（一）在中央苏区时期，邓小平同志曾遭受打击，被视为邓、毛、谢、古四人的罪人之一，是所谓的毛派领导者。（二）他并无历史问题，未曾向敌人投降。（三）他在协助刘伯承将军作战方面表现卓越，立下了赫赫战功。至于进城后，邓小平同志也有所作为，例如率团赴莫斯科进行谈判，他未曾向苏联修正主义屈服。”
在毛泽东的批示之后，邓小平的境遇逐渐好转。到了九月，他提出了前往井冈山等地进行参观的请求。而在十月，邓朴方则被送往北京接受治疗。
在邓小平江西视察期间，周恩来于北京积极筹备其复出事宜，不遗余力地营造有利条件。12月18日，周恩来亲自致信纪登奎与汪东兴，敦促他们尽快办理相关事宜。当日，他还特地邀请他们进行面谈。27日，纪登奎与汪东兴向周恩来回复信函，建议邓小平继续担任副总理一职，并分配适宜的工作。周恩来在审阅信件后回应，表示邓小平的具体安排需待主席批准后方可确定。
1973年伊始，中央作出决策，安排邓小平在不久的将来重返京城。闻此讯息，邓小平深知一旦被分配新职，重返江西的可能性将变得微乎其微，遂决定再次踏上外出考察的征程。2月22日，他自南昌启程，顺利抵达北京。
三月，中央政治局坚决排除“四人帮”的干扰，作出重要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并恢复他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将由国务院为他安排适宜的工作岗位。”“邓小平同志将正式加入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参与外事交往；在涉及重要政策议题时，他将作为列席代表出席政治局会议，参与讨论。”
12月12日，毛泽东于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与叶剑英亦出席了此次会议。
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与剑英同志共同邀请邓小平同志加入军委，担任委员之职。至于是否成为政治局委员，则留待二中全会召开后进行追认。”
毛泽东处理事务向来果断迅速，一抓即见成效。在14日的谈话中，他再次提及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事宜，并明确宣布：“如今，我已请来一位军师，他就是邓小平。特此颁发通知，任命他为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管辖全局，涵盖党政军民、教育文化、四方八面。我意政治局增设一位秘书长，你邓小平若不愿接受此名号，那么就担任参谋长一职。”
1974年一月中旬，毛泽东批准转发了王洪文、江青所报送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这一文件，亦即中央一号文件。自此，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我和迟群同志在向下传达时，深感江青同志对待此事的态度如同当年抓样板戏一般认真。当然，样板戏江青同志已经关注多年，而她对专案工作的专注亦已有数年之久。”
在此期间，江青频繁书信往来。1974年1月13日，她致信空军司令员，倡议展开“批林批孔”运动。当天，江青还与谢静宜、迟群进行了交谈，指令他们前往海军、空军等机构“点燃战火”。她同时派遣谢静宜和迟群前往海军机关、国务院文化小组以及北京市委等地。江青显得格外忙碌，她不仅向南京军区、广州军区的领导机构发出信函，还致信外交部、中国科学院、四机部第十设计院，乃至下乡的知识青年。
学生张玉勤系被“修正主义路线逼死”，指责马振抚中学“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称其为“向无产阶级猖狂反攻倒算”，实则企图复辟。1月31日，在江青的坚持下，中共中央转发了迟群和谢静宜的调查报告。最终，涉事的校长和班主任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全县上下举办学习班，280多人遭受批斗。这一事件进而引发了许多地区对所谓“马振抚事件”的抓捕，众多干部和教师遭受了诬陷和迫害。
姚文元曾下令《人民日报》于1973年12月28日转发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与日记摘抄》。该篇日记出自北京的一名小学生，其中表达了对“师道尊严”的质疑。自这两件事引发全国范围的效仿之后，众多教师遭受停职、下放、解聘，乃至被判刑的厄运。此举使得教育界初现的转机瞬间逆转，教师们不敢再严格管理教学，学生纪律亦逐渐松懈，学校文化考试亦被暂停，校规校纪混乱不堪，教学质量急剧下滑。
与此同时，文艺界掀起了一场抵制“回潮”的浪潮。江青指使刘庆棠、于会泳策划了一场所谓的“黑画展览”。自“文革”开始以来，绝大多数画家都遭受了批判，工作陷入停滞。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我国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恢复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各国领导人纷纷访问我国。为了迎接这一开放的新局面，我国建造了若干新的饭店。1973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安排一批知名画家为这些饭店创作画作。江青却无中生有地认为这是“回潮”的迹象，矛头直指周恩来，并组织文艺界对所谓的“文艺黑线回潮”进行批判。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影片《园丁之歌》等新创剧目也未能幸免，受到了无端的指责。至此，刚刚有所恢复的文艺界陷入了一片萧杀的景象。
清理寺庙，请来真神，老帅复位，小兵归队。王洪文对此表示喜悦，称现在的小兵都开始造反了。他赞扬上海的马天水，认为他已成为“群众信任的老干部”。王洪文表示，在培养接班人问题上，地方上的阻力较小，而军队阻力较大，他建议找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担任大军区司令员。一股右倾思想在各地时隐时现，试图转移批林斗争的方向，企图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在讨论宪法、党章时，有些地方甚至不同意将走资派写入其中，认为造反派无人是好人，这不就是否定自己吗？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是谁带领大家造反，忘记了造反的根源。孔子在鲁国担任宰相后，上台七天便杀害了革命派少正卯。他的学生冉求有革新思想，他却指使另一部分学生进行攻击。由于他倒行逆施，上台三个月后便下台。尽管下台，但他复辟的念头并未消失。
王洪文讲得很清楚，不是批判林彪错误路线，而是巩固“文革”以来的“成果”，批判、打倒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
1月24日，江青致信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函中写道：“我特别委托谢静宜和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传达中央的通知。”“这乃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亦是令国内外反动势力惊慌失措之事。全国党、政、军、民、学各界，通过此次学习，必将进一步增强团结，赢得更大胜利。”“如有疑问，请上报中央”，“我们定当竭诚解答同志们所提问题”。“毛主席曾言，能文能武，长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唯有文武双全，方能圆满完成毛主席、党中央赋予我们的使命。”
此信之语气，竟有超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之势。江青以毛泽东的名义下达命令，而且此信并未送交周恩来，显然已将周恩来排除在运动领导层之外。既然周恩来不在领导行列，她便将运动的主要针对目标锁定在了周恩来身上。
王洪文与张春桥身为军委常委，故“四人帮”率先在军队领域发起挑战。正值春节假期，即大年初二，他们急不可耐地召集了驻京部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并由叶剑英负责主持。谢、迟二人宣读相关材料，借由介绍《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诞生背景，大肆渲染所谓的“反复辟”议题。在此过程中，江青频频插话。实则，此次会议旨在对叶剑英进行打压。
军队近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无疑对国务院以及中央机构施加了显著压力。李先念指示华国锋牵头，在国务院系统内组织一场“批林批孔”的动员大会。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当晚便紧急拨通了华国锋的电话，建议他征询汪东兴的意见，看是否可以将明天的会议与中央机关的会议合并举行。华国锋表示同意。然而，当时华国锋对会议的具体内容并不了解，周恩来对江青等人届时将在会上发表何种言论也一无所知。随后，汪东兴与华国锋取得了联系。
1974年1月25日夜晚，首都体育馆内举行了中直机关与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步入会场后，便挑剔起来，对主席台上话筒的数量表示不满。她坚持要求在每个与会者面前都放置一个话筒，以便于她能够随时插话。
周恩来主持了会议，并指出会议推迟了一天，对此进行了自我批评。江青气势汹汹，傲慢无礼，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进行了指责，并特别提及了郭沫若的名字，要求郭沫若多次起身接受众人审视。她指责郭沫若对秦始皇和孔子的态度与林彪如出一辙。
会场的气氛愈发凝重，造反派受到激励，纷纷向江青递交纸条，渴望发言。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对此毫无防备，亦不知这些人将要言何事。接过江青转递的纸条后，他回应道：“中联部××，可以上台发言。”该干部一登上台便直指部长耿飚，指出部内运动显得冷清；并指责耿飚对群众运动持有抵触态度，消极抵制。原来，耿飚在外事工作中，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突出邓小平的形象，拒绝江青在《人民画报》上设立专栏的请求。这位干部的发言，恰好迎合了江青的意图，她趁机发挥，对耿飚进行指责。
在会议进程中，姚文元频繁地打断发言，宣称：“那些标榜中庸之道者，实则心机深沉，手段毒辣。”他强调：“务必将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切实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坚决打好、打赢这场斗争。”其言辞锋芒直指周恩来。
“四人帮”之间配合无间，气势汹汹。在这样的背景下，1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谢富治、迟群撰写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次日，周恩来在转发该通知时指出：“各地亦应留意，检查是否存有类似个别现象。”张春桥傲慢无礼，竟将“个别”二字抹去，宣称：“复辟现象并非孤立。”31日，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中央的通知及《简报》得以发布。
“一·二四”与“一·二五”两大会议结束后，消息犹如疾风骤雨般迅速传遍全国。《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纷纷发表文章，大力宣扬“反潮流”精神，倡导“批林批孔”运动，声势日益浩大。在这种氛围的鼓动下，全国各地造反派纷纷组建战斗队，将大字报铺陈于街头巷尾，对各省及各单位的领导进行猛烈抨击。尽管造反派人数不多，但其能量却不容小觑。经过八年的磨砺，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场下层的动荡中，造反派与上层的“四人帮”相互呼应，上下联动，使得我国再次陷入混乱之中。
“批林批孔”运动由毛泽东同志发起，无人可对此有所异议。周恩来总理及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对由此引发的混乱态势深感忧虑，他们视“批林批孔”为一场持久战，因此认为开展试点工作至关重要。在运动过程中，对每一个现象都应进行深入分析，明确轻重缓急，把握正确方向，并区分对待领导和群众。新闻报道必须贴近实际，力求全面。全体同志齐心协力，力求稳定局势，遏制运动的蔓延。
1974年1月3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明确指出，在党政机关、军队系统、生产领域以及大中学校等领域，应当及早确立一些政策界限。具体而言，军队内部要求各野战军与军委、各军区在作战、机要、通信、情报、运输、供给等部门不得执行“四大”；而对于党政机关，则应集中在一处张贴大字报，并安排半天的学习时间。在学校和工厂中，不应因搞运动而放假，农村地区亦应遵循此规定。“在学习期间，无论任何单位，均需设置值班员，以确保事务不会受到影响。”
为确保运动领导的高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设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七位同志组成的专门小组，该小组负责代表党中央处理“批林批孔”的日常事务。李先念同志提出，应成立军委六人小组负责相关事宜，从而防止“四人帮”如“文革”初期那样再次组建中央文革小组。他主张在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框架内进行运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权力进行了制约。
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多数成员认为“批林批孔”运动的核心应聚焦于“批林”，而“批孔”的力度不宜超越“批林”。众人指出，林彪集团的错误尚未得到彻底清算，因此应将当前的“批林整风”与城乡的“批林”运动相结合。华国锋同志将这一精神传达给了湖南省委书记于明涛，于书记返湘后即刻进行了传达。然而，造反派却心怀不满，纷纷上告，指责华国锋同志“以批林之名压制批孔”，此言论甚至被刊登在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国内动态清样》系在省、部级机关内部有限范围内分发。当时，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社均处于姚文元的控制之下。
江青览阅了《国内动态清样》后，即刻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华国锋发起质询。她紧握那份载有于明涛发言的《国内动态清样》，对华国锋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会议结束后，华国锋与李先念商讨是否需要撰写检查报告，经过一番讨论，最终决定：“我依循政治局会议决议进行传达，并无错误，故无需检查。”
姚文元负责领导新华社的运作，他派遣了大量记者遍布全国，以新华社的名义搜集各类资料，作为打击对手的“弹药”，并在《国内动态清样》中予以发布。“四人帮”在各省、各部门的领导班子中广泛安插了亲信。这些人在接到相关材料后，立刻心领神会，主动执行任务，得到各级的积极响应。
在“一·二五”大会之后，江青对谢富治与迟群所发表讲话的录音进行了多次修订，其中删去了部分尖锐措辞，并有意将其推广至全国范围。毛泽东在听完录音后，却将其扣留，并明确表示禁止对外发布。华国锋则警告道：“若是发布出去，全国将陷入一片混乱。”
1974年2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所寄来的一封信件上作出批示：“阅毕之余，除少数例外，大多未曾细览。近日来，体温略有上升，已达两度，此乃一场重病所致！在此期间，我闭门谢客，目前正处于康复阶段。若有要事，请直接联系政治局。”
这段话的核心要义在于强调“遇事当咨询政治局”。毛泽东对江青越级干预中央政治局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那个时期，周恩来负责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毛泽东明确要求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以及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这一点与“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书记处和政治局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江青仍旧不知收敛，于毛泽东批示后的次日（10日），径赴四机部追问该部在赴美考察彩色显像管生产线期间，接受美方所赠蜗牛工艺品的事件。她无端指责此举为“向帝国主义低头”，并称其为“崇洋媚外”，借此不断挑起事端。
2月15日，毛泽东在审阅叶剑英1月31日所撰写的检查报告时，径直对“四人帮”提出批评：当前，形而上学的风气盛行，存在着片面性的问题。在批判林彪、孔子的过程中，夹杂着走后门的现象，这有可能削弱批判林彪、孔子的效果。对于小谢、迟群的讲话，存在不足之处，不宜向下级单位传达。
2月18日，面对压力，江青不得不撰写了一份检讨书，其中她诚恳地写道：“我犯下了愚蠢的错误，对此我深感歉意，主席！”她承诺今后将刻苦学习，努力克服形而上学的思维倾向和片面性。
2月22日，党中央发布了一则通知，强调对“走后门”现象需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并在运动后期予以妥善解决。毛泽东的批示以及中央文件的发布，有力地遏制了“四人帮”的猖獗气焰。然而，江青并未就此罢休，她屡次提出与毛泽东会面的请求。
3月20日，毛泽东在答复江青的信中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毛泽东的指责导致“批林批孔”活动未能完全遵循“四人帮”的预期走向。在华国锋进入中央工作后，他持续思考一个问题：为何“四人帮”对总理持有如此敌意？我们应如何妥善应对？
华国锋回忆称，“四人帮”领导对总理的恶意打压，在高级干部中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显而易见，周总理肩负着处理重重困难和危险的重任，日夜操劳，毫无怨言。相较之下，江青能力有限，却热衷于无端制造混乱。她对工农兵缺乏了解，仅对文艺有所涉猎。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经常无理取闹，会议刚开始，她便从包中取出物品，声称有紧急事项需立即讨论，这种行为严重干扰了会议的正常进行。她的干预使得原本的议程无法进行。对于总理尚且如此，更遑论他人！党内高级干部普遍认为，“四人帮”不除，国家难以安宁，绝不能让他们掌握权力，这种共识在党内高层干部中是一致的。
周总理一生淡泊名利，全心全意奉献于党的事业。那些诋毁总理的言论，显然是毫无根据的。主席对总理关怀备至，会议中总是将他置于身旁。总理对主席的敬爱之情亦同样深厚，主席的疗疾用药，总理无不悉心照料。总理的胸怀犹如汪洋大海，从不拘泥于个人恩怨，始终全力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当小平同志前往联合国参加会议时，江青肆意喧嚣，反对之声四起，总理则不辞劳苦地化解纷争。为确保小平同志在联合国会议期间不受干扰，即便身患重病，总理也坚持不住院治疗，直至小平同志安全归来方才入院。面对“四人帮”对小平同志的多次挑衅，总理总是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坚定地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
“钓鱼台并无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应搬离此地。”陈永贵自此搬离钓鱼台，而吴桂贤则仍留居其中。
吴桂贤，曾身为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女工，荣膺劳动模范的称号。此后，她历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咸阳市革委会委员、陕西省革委会委员，并晋升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在她的政治生涯中，她还担任了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以及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重要职务。1975年，她更是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华国锋曾言：“若随从他们（‘四人帮’），历史必将于我们脸庞划下耻辱的印记。反之，若选择与他们背道而驰，则务必团结一致，与之展开坚决的斗争。”
1973年，四机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提议引进国外先进的彩色显像管制造设备。同年9月，李先念致信中央政治局，并与王洪文进行了相关讨论，随后将报告上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预见到江青可能会提出异议，因此特意批示：“先送江青审批。”江青在文件上画圈并批示：“同意引进。”随后，周恩来正式表示了对进口设备的支持。四机部随即迅速选定了工厂的选址。
“我们不再需要美国提供的这条生产线。”并要求四机部将“蜗牛”退回美国驻华联络处，并就此提出抗议。
昔日，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禁运和技术封锁。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不懈努力下，中美关系的大门得以开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文革”时期，对持有“海外关系”的人进行严格审查，并予以歧视，视他们为“不可靠”。众多人在遭受打击后，心生恐惧，不敢与外国人交往，亦不敢引进技术设备。周恩来付出了巨大努力，尽管引进工作刚刚起步，但到1973年，已组织了1746场对外技术座谈会，14个国家先后派代表来华参与，共有2200余人参加。然而，这一规模尚属微小。“四人帮”推行僵硬的反帝反修政策，对实际事物缺乏认识。江青的这次发言，不仅针对四机部，更是针对周恩来和国务院。
闻悉此事，周恩来即刻指示外事部门彻查真相。翌日，即2月21日，外交部提交了详尽的报告，周恩来亲自将其呈递给毛泽东，毛泽东随即予以审阅并签字。随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议撤销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然而，她的言论依旧在社会上流传，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因此，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项目被迫暂停，直至“四人帮”被粉碎后，相关工作方才得以重启。
“四人帮”四处张扬，在民众间散播“儒家生产，法家造反”的口号，以及“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论调。众多国营企业即便停止生产，也能照常发放工资。坚持生产不仅劳神费力，甚至还会被冠以儒家的名号，遭受批判之苦。“文革”期间，派性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当“批林批孔”运动再度掀起，两派群众再度因派性问题而引发骚乱。领导者担忧再次遭受批斗，因此不敢加以管理。某些领导班子本身就包含了造反派成员，而这些造反派在“四人帮”的支持下，自认为有后台靠山，无所畏惧，肆意妄为。这些造反派构成了“四人帮”的社会根基。部分省份、自治区及一些部门长期忽视生产，出现出工不出力的现象，纪律松弛，生产秩序一片混乱。1972年、1973年刚刚有所好转的生产形势，又迅速陷入了恶化。
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尤其是国务院的领导人对于生产下滑的情形深感忧虑，多年的辛勤付出似乎瞬间付诸东流，他们为此想尽了各种办法。在李先念和华国锋的商议下，国家计委紧急在北京召集了生产形势相对稳定的15个省市，举办了一场旨在推动革命与生产的座谈会。与会者们积极交流经验，共同探讨促进煤炭、钢铁、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具体措施。此事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批准，毛泽东和周恩来也都对此有所了解。王洪文、邓小平、纪登奎、华国锋等领导同志均对此进行了审阅。
4月5日，座谈会拉开帷幕。鉴于“批林批孔”运动正处于高潮，会议初期着重于理论探讨，而后逐步转向实际操作，以理论指导实践。来自11个省市代表在会上分享了“批林批孔”以及“抓革命、促生产”的宝贵经验，随后，与会者共同探讨如何推动煤炭、钢铁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李先念同志建议稍作等待，待中央批准12号文件后再行决策。
“批林批孔运动应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有序展开，严禁组建类似战斗队的群众组织，同时亦不得进行跨行业、跨地区的串联活动。”
《通知》所规定的条款，将造反派的活动严格限制在既定范围之内。然而，各级领导班子与造反派相互勾结，导致派性斗争愈演愈烈，严重干扰了生产秩序。直至“四人帮”被粉碎，造反派才被彻底从领导班子中驱逐出去。
4月14日，李先念同志、华国锋同志以及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同志、副主任袁宝华同志，联合召集了来自各省市参会负责人的会议。会上，谷牧主任首先就座谈会进展情况进行了汇报。在讨论中，不仅煤炭、钢铁和运输业的发展成为了焦点，还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深入探讨了轻工市场的问题，以及13日所涉及的广交会供应问题。与会人员均表态将确保供应充足。大家对12号文件表示了高度的满意，并积极参与了学习。随后，李先念同志发表了讲话，对12号文件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阐释。
“我们要倡导团结，避免分裂，对缺点要勇于自我批评。有一位同志来北京乘坐公交车时未购票，理由是‘批林批孔期间还购票，这不符合革命者的形象’。他忽视了遵守革命纪律的必要性。”
即便12号文件已经出台相关规定，然而“批林批孔”运动依旧势头强劲。此次座谈会未能有效扭转工交生产的被动局面。在生产方面，1月至3月尚有微弱增长，但进入4月，随着“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展开，生产状况急剧恶化。工业领域，尤其是煤炭产量和铁路运输能力显著下降。在全国范围内，仅有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河北、河南、广东、广西、甘肃、宁夏、陕西这12个省、市、自治区实现了与上年同期相比5%的增长，而山西、湖南、贵州、江西、浙江、安徽、山东、湖北、新疆、四川则出现了下滑。其中，贵州的情况尤为严重，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基地，这里聚集了众多国防工厂。1972年和1973年，贵州的生产已出现下滑，1974年1月至5月，其生产又下降了20.9%，经济状况已陷入瘫痪与半瘫痪的境地。
4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转发了《关于一九七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报告》。国家计划委员会自1973年夏季便着手编制该计划，然而，受“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全国计划会议的召开一度拖延。为确保全年生产建设不受影响，国家计委在安排了1974年前两个季度的生产任务后，随即着手起草了该报告。中央发布此文件，旨在推动生产发展，遏制生产下滑的势头。
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批林批孔运动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该通知再次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原则。明确指出，必须“严格区分和妥善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而有利于团结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规定“清查范围应限定在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相关的问题上，避免扩大化处理”。同时，强调“军以下领导机关及部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应坚持正面教育方针”。并肯定“我党、国家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体上是优秀的”。
6月12日，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梁效”和“唐晓文”等写作团队的成员。到了15日，江青在再次接见“梁效”和“唐晓文”等团队成员时表示：“现今的文章鲜少提及现代儒家，然而儒家思想却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引发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她进而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周恩来。
18日，王洪文于数封来函上作出批示，对进口船只的行为进行污名化，称之为“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视为“修正主义路线”，并直接将批判锋芒指向周恩来。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基础薄弱，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的援助下设立了造船厂，然其生产能力受限，未能满足外贸增长的迫切需求，无奈之下，只得投入大量外汇租赁船只。早在1964年，周恩来便提出，鉴于当时国际海运市场供大于求，船价相对较低，可通过购买船只来弥补我国运输能力不足，力争在1975年基本摆脱对租赁船只的依赖，掌握远洋运输的主导权。周恩来的这一主张与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相吻合，且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然而，“文革”初期，一些人误将自力更生理解为盲目排外，导致批判行为失控，购买船只被视为“修正主义”，进而影响了相关工作的推进。“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负责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买船项目得以重新启动。自1971年起，我国在大力发展国内造船业的同时，通过在香港的中国银行吸纳游资，为交通部提供贷款，先后购置了超过500万吨位的船只，从而基本终结了每年投入数亿美元外汇租赁船只的困境，并利用购买船只运营所得的收益来偿还贷款，赚取了大量船只。从1963年至1980年，我国共以23.6亿美元贷款购置了553艘船只，总吨位达到1017万吨。至1980年，通过购买船只所获得的运输收入已偿还了20.5亿美元的贷款，剩余贷款仅3亿多美元。事实上，这比租赁船只更为经济实惠，我国不费分文便获得了1017万吨的船只。“四人帮”顽固保守，死守陈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有思想混乱者，有企图趁机渔利者，也有心怀叵测者借机告发。而王洪文正好想借机整倒周恩来，便立刻作出批示。
7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该通知明确指出：严禁对干部进行揪斗，严禁任意打人抓人。对于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及其他人员，必须立即归位，重返工作岗位。对于将内斗、停产停工行为诋称为“反潮流”以及“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言论，必须予以坚决驳斥。《通知》一经发布，部分地区生产情况有所回暖，但全国整体形势尚未得到明显改善。
鉴于江青引发的“蜗牛事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四人帮”对购买船只的错误立场，为了促进引进工作的顺利进行，国务院于7月18日发布了通知，转发了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等相关部门提交的《关于加强对外技术座谈工作的请示报告》及《关于对外技术座谈若干办法》。
关于如何引导运动的方向，分歧日渐加剧，矛盾愈发鲜明，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与“四人帮”之间的对立已变得相当尖锐。
“团结至上，分裂绝不可取”，这句主席的教诲，直至她身陷秦城的高墙之内，江青方始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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