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灾难起于手稿。
许成钢，1969年12月31日。
今年夏母（王来棣，著名历史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编者按）在位于中关村的家宅中，我翻检出了一摞厚重的七十年代家书，以及一九七五年的上访文稿。
恰逢近期北岛提及了计划编纂一部关于七十年代的专著，加之不久前，北大荒插队的战友张莹分享了她的相关回忆录，仿佛这一切都在不经意间提醒我重新整理这段记忆。尽管那十年似乎从未真正离我远去。
我们通常将历史划分为十年为单位，这种分期方法往往不尽如人意。然而，当我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七十年代无疑是我人生的一个清晰分界点。那是一九七零年，我尚未满二十岁，却因被误指为“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在北大荒建设兵团遭受了关押、审讯、批斗以及持续的劳动监管。在监管改造期间，我自学了高中至中国及美国大学本科阶段的数学、物理、电子工程和英语知识，并在此过程中取得了多项技术突破。七十年代末，即将迈入而立之年的我，成功考取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研究生，成为该校历史上唯一一位无本科学历的研究生。在那个十年里，我从一个被监禁的囚犯，转变为所谓的“科举及第”，虽然这段经历在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但它对我个人而言，无疑是人生中最为关键的转折点之一。
我早期的灾难，源于那份在六十年代最后一日完成的文稿，正如先前所述。那系《试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的初始四篇章节，共计六十六页，其中包含引言、脚注及文献索引，字迹工整地呈现在那年的小格稿纸上。至于当时究竟复写了多少份，又寄给了多少位友人，现已无法追忆，但总之，此文稿是我关键罪证。在1974年，黑龙江建设兵团二师九团党委针对我的“案件”所作出的结论，主要认定我涉嫌组织了一个遍及全国九个省市自治区及军队的“反革命集团”，据此将此案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案”。
谈及此书稿的源头，便不得不追溯到那场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当时，我正就读于清华附中初二。在文革爆发之前，我对工程领域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清华附中拥有卓越的无线电业余小组与实验室，我的课余时光几乎都投身于无线电的学习与实践中。彼时，我已经着手自学无线电电子学及相关数学知识，对技术设计与发明的研究沉迷不已。出身差，父名许良英。（我国著名科学史专家，《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纂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研究员——编者注）在一九五七年，他不幸被定为了右派，其所谓的“罪行”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上广为传播，随后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下放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他的母亲也因株连，遭到了开除党籍及降职的处分。尽管我在政治生活中保持着一定的活跃度，但在文革之前，我曾担任清华附中少先队的大队副。我的父母昔日均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即便历经严酷的整顿清洗，他们依旧坚守着纯正的信仰，以此作为对我教育的根本。文革前，我信奉共产主义，是好学生。
▲1957年，许成钢（居中）与他的父亲许良英、母亲王来棣以及弟弟，一同在北京展览馆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文革让我深感困惑。在文革之前，反修防修的话题在学校中每日不绝于耳。文革初期，矛头主要指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1966年5月，清华附中高二年级的干部子弟组建了“红卫兵”。当毛泽东离开京城前往外地巡视时，共青团中央受党中央派遣，派出工作组进入学校。工作组依次传达指示，称“红卫兵”为非法组织，类同于昔日的右派学生。然而，随着毛泽东重返北京，他迅速表达了对“红卫兵”的支持立场。
一时间，“红卫兵”跃升为文革中的主要力量，其锋芒直指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干部以及出身不佳的学生。出身平凡，身为学生干部的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被针对的对象。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宛如晴天霹雳，让我瞬间成为了革命运动的焦点。
一九六六年夏天的形势变化是以天计的。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成为全国政治的中心。毛泽东表态支持红卫兵后不久，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到清华大学为蒯大富翻案，而蒯大富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及工作组在两个月前亲自定的案。此举意义重大，文革的矛头转而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组织蜂拥而起，成为文革新的主力。我糊里糊涂，但亲眼所见周总理和江青对造反派的支持，认定他们代表毛主席，于是参加了造反派。
紧接着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清华大学出现直指刘少奇的大字报，随后是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意味着共和国主席成了革命的对象。让我困惑的是，我父亲的罪行之一，就是他造谣说党中央分裂了，说以刘少奇为首的老干部反对毛主席和百家争鸣。 1965年，我为了与父亲断绝关系，研读了1957年的报刊文章和评论。难道十年前，父亲的话真的应验了？
刘少奇的“罪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和邓小平都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概念，我试图弄明白，到底什么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快在清华大学展开大辩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什么？打击的是什么？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后毛泽东一再发出各种指示，总体而言，文化革命不是简单的路线斗争，而是阶级斗争。随着毛的一系列指示，“阶级”矛盾越来越激化，打击面也越来越广。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性质。在清华大学的激烈辩论中有一种提法，即文化革命之所以是阶级斗争，是因为产生了新的阶级——官僚特权阶级，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特权阶级。在文化革命的历史背景下，对我影响至深的观点是，自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间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根本的阶级对立。文化革命的宗旨，便是动员人民群众与官僚特权阶层展开斗争。这一理念在1966年下半年引发的大辩论中，对我思想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文革进入夺权阶段，造反派开始在各地夺权，而保守派尽力反抗。军队也卷入了。全国很多地方发生了血腥的武斗。一九六七年二月，矛盾激化。所谓“二月逆流”，就是几位元帅领头公开批评中央文革和江青的行动。与此前后，北京的“老红卫兵”组成“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保刘邓和老干部。
文革让我对群众冲突升级更困惑。为了深入探究这些奥秘，我特意与外界保持一定距离，将自己隔绝于家中，倾力研读毛未曾公开发表的文稿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毛泽东的诸多观点令我不禁愕然，诸如：“我们不应迷信马克思，马克思只不过站得比我们高些。站得高些又何妨？我们只需搭个梯子便可登高。”在那个个人崇拜达到顶点的疯狂时代，毛泽东关于“不要迷信”的言论让我豁然开朗。我的理解是，不应迷信任何人，即使是毛泽东本人。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的对话中，屡次提及耶稣、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自称“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舵手”。在这四个“伟大”中，他自己最心仪的称号是“伟大的导师”，而其他则显得不那么重要。这让我隐约感受到，毛泽东渴望成为宗教领袖，希望他的思想和理论能拥有宗教般的影响力。然而，这一点与他所倡导的“不要迷信”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逐渐沉醉于以往未曾深入探索的社会科学领域。这股热情愈发高涨，几近痴迷。起初，我自以为握住了开启现实之门的关键，那便是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历史唯物论》。这两本书使我首次洞悉了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尤其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审视毛泽东及其文革，认识到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个体，在历史长河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这种作用并非决定性的。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历史发展自身的规律。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历史的发展规律，其核心在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塑造，以及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支配。尽管上层建筑有时会发挥反作用，但历史的演进轨迹终究是由经济基础所主导的。在这一进程中，杰出个体虽是上层建筑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整体而言，他们只是历史画卷中的一部分。我并不怀疑毛泽东思想，只是认定个人迷信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些自由的思考让我欣喜万分。但关于文革，我的疑惑更深了，特别是关于文革的性质。
1967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内的武斗愈发激烈。在那个炎热的夏季，我随清华附中的一群同学，以及几位哈军工的大学生一同前往江西参与“支左”工作。在这群人中，我年纪最轻，此行的主要目的便是与年长的同学们探讨我心中的种种疑问。抵达江西省莲花县后，我们便遭遇了激烈的武斗。造反派将我们安置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校园内。鉴于我们是来自北京的客人，此举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保守派担心北京来的客人会引发连锁反应，于是迅速调动了数千名武装民兵，将我们团团围住。而造反派则劝我们撤离，以免陷入对方的包围圈。我们陷入困境，于是在半夜翻墙逃离，昼伏夜行，历经艰辛，从江西翻山越岭逃至湖南省。一路上，我们不敢与当地人接触，甚至食物都无处可寻。
这段戏剧性的经历，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那便是不同社会阶层与集团之间，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展开的残酷权力争夺。毛泽东曾言，文革乃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间的斗争。他又指出，文化革命将永无止境，每隔七八年便需重燃战火，直至共产主义的实现。当我目睹那残酷的现实，对照毛泽东的言论，我深信文革远非毛泽东与刘邓之间的权力角逐。众多人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投身其中，必然有其自身的利益所在。各派均声称捍卫毛主席，实则守护的是各自的利益。在全国范围内的夺权运动与武斗（实则内战）中，我深刻领悟到文化革命之根基，正是源于社会矛盾的加剧而引发的革命浪潮。
另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是，过往的教育经历似乎向我们传授了这样的观念，社会主义作为通往共产主义的关键阶段，旨在逐步消除阶级差异，而共产主义则是一个无阶级的理想社会形态。那么，为何在迈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却会出现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这种阶级斗争又如何能够引向阶级的最终消亡呢？我翻阅了毛泽东的所有著作，却未能找到任何满意的解答。于是，我转而深入研读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恩格斯的观点，阶级是在特定的经济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既然毛泽东提出文化革命是一场阶级间的斗争，是广大人民群众与新兴的官僚特权阶级之间的抗争，那么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阶级的形成必然根植于社会主义社会已确立的特定经济结构之中。
当时，促使我深入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源于对造反派与所谓的“老红卫兵”以及“联动”两派之间斗争的观察。在联动的组成成员中，部分“高干子弟”中的代表人物曾宣称：“天下是父母用鲜血换来的，因此我们理应是最终的统治者，是坐拥天下的。”在我看来，这些言论无不精准地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彼时，我深觉这些言论生动地揭示了我国社会阶级差异的现实。借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言辞，他们自诩为贵族，而我国社会的绝大多数民众则归属于第三等级。关于这一议题的探讨在当时颇为盛行。我曾研读了许多人的文章，其中包括遇罗克的《出身论》。然而，我总觉得这些讨论的深度尚显不足。因此，对我影响至深、形成系统认识的，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著作。
当时，我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及自己的观察都告诉我，文化革命是阶级斗争，是阶级之间关系激化所致。如今我虽然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再以阶级解释一切，更不再追随毛，但我至今仍然认为文革背后的社会力量在于民众自身的利益。我不同意把文革简单地解释成毛的阴谋——通过群众运动整掉刘少奇。
不断的阅读与审视使我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特殊阶段，一个仍在发展中、尚未完全揭开的重大历史课题。在那个时期，我自认为找到了对文革及其所处社会的一些理解线索，这让我感到格外振奋。毛泽东曾多次强调，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就会重演，因此我迫切想知道，下一次的文化革命将致力于何种目标？它旨在解决哪些问题？在阶级斗争永无止境的背景下，何时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同时，我也研读了湖南的杨曦光的作品。（他后来更名为杨小凯，英年早逝；在那段赴美留学的岁月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中，我领略了其提问的锋芒，同时江青公开指责他为反革命。我对其提问的技巧心生敬意，然而，若要解答此问，我不得不深入剖析我正在钻研的一系列议题。
一系列疑问使我深刻意识到，我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事件了解甚少，尤其是对农村的熟悉程度更是微乎其微。我一向在城市中生活，而在我所见证的文化革命中，人们所能描述给你听的故事也大多源自城市，但对于农村所发生的一切，我了解甚少。那时，我以为中国的百分之八十人口居住在农村。若要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就必须洞察农村的阶级状况，不亲临农村，就无法真正洞悉中国的全貌。记得那是一九六七年的深秋，我萌生了前往农村的强烈愿望。
02
反林彪成为我的主要罪名之一
怀揣这一念头，我便着手在清华附中联络了几位熟识的同学。当时，与我交往密切的高年级生有车宏生、常放、刘满强和刘刚等人，随后，戴建中、仲维光、宋海泉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共同商讨着一同前往农村的计划。一番热议过后，众多人纷纷表示这一构想颇具吸引力，然而，却鲜有人敢付诸实践。对此，我深感遗憾。鉴于“投身农村”的念头在我心中愈发强烈，我遂下定决心，将此行动付诸自己之手。一派是井冈山红卫兵，另一派则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的立场相对较为激进，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则显得更为温和。报名参与支边工作的大多属于井冈山红卫兵的成员，其次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成员，换言之，他们中多半是造反派。若我的记忆无误，我们这一行人应是在1967年12月8日告别了北京。
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中央文革，都尚未出台针对学生下乡的具体政策。学生们的选择完全是出于一腔热血，投身于自己多数人尚不甚明了的“革命”理想。有的旨在支援边疆建设，有的则是响应文化革命的号召。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那时尚不存在，是在我们下乡一年之后才出现的。我们这批北京知青，共有千余人被送往黑龙江，乘坐专列抵达后，又由卡车分散至各个农场。我们这批人，大约有二百至三百人被分配至绥滨农场。抵达农场总部后，我们进行了几天的集体学习。
在这群人中，大约有一半曾是高中的同窗，另一半则是初中的伙伴。在初中同学中，又以初三生居多，初一学生则寥寥无几。而我，恰好就读于初二，因此在清华附中的校友中，我的年龄堪称最低。在这段集体学习的时光里，我与几位清华附中的高中同学同住一室，彼此熟络。其中，刘先立、庄平、张邦宁几位同学与我尤为投缘。至于初中同学，王贞平和章士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一同被分配到十五生产队，因此成为了最为频繁的交流者。
抵达十五队后，我们这群知青被统一召集，安置于宽敞的知青宿舍内，每间宿舍可容纳二十至三十位知青，设有宽敞的通铺。当时，我深感此举与我初衷大相径庭。我投身农村，绝非意图与一群中学生同住，我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深入体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于是，我开始寻觅一处能让我与普通农村居民共处的居所。偶然间，我发现了马号，那里既有农民的住所，也设有可供居住的房间。我将行李打包后，便搬了过去。依稀记得，刘先立与我一同搬入了马号。这决定了我在农村度过的近十年生涯中，大部分时光都致力于放牧牛群、照料马匹以及驾驭车辆。这也标志着我与知青群体的主流生活渐行渐远的起点。
踏足东北，心中满是关于制度的诸多疑问，同时亦做好了迎接艰苦环境的准备。然而，北大荒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那份平静令人惊叹，与那个正处于翻天覆地文革动荡中的北京截然不同。我曾在房山的农村驻足，目睹过极度贫困的农民生活。相较之下，北大荒呈现出一幅机械化的耕作景象，场部宛如一个小型城镇，居民的住房排列整齐，生活条件相对舒适。北大荒的冬日，虽然寒冷，却展现出非同寻常的美丽。那里的自然景观让我感到惊喜不已，久违的正常生活状态更令我倍感欣慰。
那片宁静的生活被我们这批知青的抵达所打破。在我们到来之前，当地亦曾举办批斗会，但相较于城市中的激烈斗争，这里的批斗会显得平淡无奇，缺乏火药味，冲突并不尖锐。广大农民对于谁曾是地主、富农，或是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的身份并无太多关心。倒是那些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他们将暴力引入了这片土地。同我们一道抵达北京的知青群体中，不乏有人以暴力行为彰显所谓的革命精神，也有人或许在暴力和虐待中寻求快感。在举行批斗会时，部分人往往不加区分地冲上前去挥拳相向，甚至不惜施以严刑峻法。
青春年少时，我自负而自信，深陷自我中心的泥沼，热衷于探寻心中所求的答案，对周遭的人和事鲜有关注。在那个宁静的村庄里，我将大部分时光沉浸于阅读之中。我坚信，世间所有的制度皆源于历史唯物论，而历史唯物论是哲学的范畴。因此，我决心通过深入研究哲学，以期解开文化革命的奥秘，并洞悉中国社会的本质。随着我深入研读众多马克思主义作品，我开始领悟，若欲洞悉社会、剖析社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阶级的产生源于经济基础，它是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阶级间的关系及其间的斗争所构成。
洞悉了这些基本原理，我心中充满了激动，仿佛踏上了探寻真理的征途，迎来了首个显著的突破。因为……这实乃在无导师指引、交流伙伴亦寥寥无几的环境里，纯粹依靠自阅读所得，领悟出的真谛。此想法与当时中央文革的宣传，以及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言论，要么相悖，要么毫无关联。我自信地认为，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并未真正理解这些问题。在那段时间，我向尚未下乡的清华附中同学们写信，与他们分享我的见解，并向他们汇报我在农村深入钻研这些问题的最新进展，期望能有更多同学与我一同探索。
在那个春节的钟声中，我刚刚步入农村不久，便返回了北京，与在京的旧友们分享了心中的所思所感，并鼓动他们一同投身下乡的行列。尽管没有人因我的激昂言辞而付诸行动，我的理念却在不经意间触动了几位同学的内心。我的书信与“论文”在同学间悄然流传开来。
1968年春，正值文革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身为清华附中井冈山红卫兵的一员，我们高中时代的同学们，都对文化革命的未来走向充满好奇。然而，大多数人更热衷于搜集小道消息，诸如中央文革的最新言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及哪些人反对中央文革等等。而在我个人看来，这些围绕权力展开的斗争不过是短暂的表象。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根源问题，那么在权力争夺中所获得的暂时优势，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幻影。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洞察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探究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新兴阶级的生成根源，并着力解决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关键性问题。若不解决这些关键问题，无论谁执掌政权，新阶级的诞生仍将不可避免，阶级斗争的火焰亦将持续燃烧。无法过渡到共产主义。
当时，我最投入阅读的便是《资本论》。我对《资本论》的研读，如同对待数学和物理学的学习一般，专注在其分析方法之上。我的目标是，运用《资本论》所教授的诸多工具，来剖析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种种难题，探究中国社会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以期解决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彼时，我对共产主义充满信仰，坚信这些问题是人类共同尚未解决的课题。我力求探讨的是马克思列宁未能亲见的问题；亦或是毛泽东虽已预见但未竟全功的议题。
在文革前，主要任务是批判修正主义和进行反修斗争，而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标则是预防修正主义。我那时反复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修正主义体制的本质是什么？在社会主义框架内，为何会出现修正主义体制？苏联和中国形成新阶层修正主义体制的根源又是什么？若不明了修正主义何以形成，又如何能够投身于反修斗争？又怎能有效地抵御修正主义的侵蚀？在探讨如何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时，毛泽东对此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研读马克思的作品后，我深感其中存在重大问题。修正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性缺陷，并非通过简单的接班人培养便能彻底解决。修正主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异化，其核心在于探究导致社会主义变质、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原因。只有深刻理解这一根本问题，我们才有可能有效预防修正主义的滋生。
那时，我笔耕不辍，与众多同学分享我的想法，内心充满激动，坚信我的思维路径是一个关键的起点，一个探索的重要开端。因此，我将自己的见解与在绥滨农场第十五生产队的几位志同道合的知青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那些日子里，我与王贞平、章士伟、常慧如、张莹等同学交往频繁，而在张邦宁、刘先立等高中同学尚未离开十五队之前，我也时常试图与他们展开讨论。尽管我们当时都只是十几岁的少年，但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学生都未曾接受过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教育。因此，即便是清华附中的同学们，也很少有人能够理解我所撰写的内容。这一切都让我在那个时期感到精神上的孤寂。
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在那个充斥着无知的狂热与极端个人崇拜的年代，有人将我的观点视为异端。我的某些言论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被曲解，演变成了截然不同的内容。有人误以为我有政治野心。当时，在十五队的知青群体中，有人对我提出了不同意见。部分知青对我持有相当尖锐的批评态度，他们认为我未能遵循林副主席（林彪）的指导方针。他们引用林彪的言论对我进行指责，声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峰，离开毛主席的著作去研读马列原著，便意味着我存在政治上的问题。我起初对于林彪的这些言论持有不同见解。正是基于这一点，反林副主席的指控后来成为了我主要的罪名之一。
在与那些知青展开辩论的过程中，我积极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并提出了一系列论点。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当时我表达的观点。鉴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巅峰之作，攀登这一高峰，深入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们便必须首先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否则，我们便难以洞悉为何毛泽东思想能够达到这一至高无上的地位。马克思的观点，毛主席未必再行阐述，毕竟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坚实基石上不断演进的结果。然而，鉴于毛主席未曾直接提及之处，我们尚需深入探究，故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依旧不可或缺。
尤为关键的是，我对“毛泽东思想已达顶峰”这一观点表示了质疑。我指出，即便毛泽东思想本身，也仍需不断演进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之演进，离不开众人的共同努力，这其中自然包括我们自身的付出。实则，我欲阐明的观点在于，即便毛泽东本人亦未能彻底解决的诸多难题，亦需我们携手共进，勤学不辍，以期攻克。这些观点逐渐在知青群体中流传开来。有些人认为我的立场相当激进。政治思想的暗礁已悄然激起涟漪，隐约间点燃了思想迫害的引信。我竟未曾察觉，全然沉浸于发现问题的激动之中，误以为探讨的过程便已是通向答案的捷径。
岁末寒冬，我重返北京，与尚未奔赴农村的同学进行了一番交谈。彼时，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知识青年应当投身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伟大号召。我的同学们纷纷筹备着前往农村，各奔东西，散布于不同的乡村。我与前往山西太谷的同学一同抵达太谷县，探访了当地的诸多村落，与他们共同生活在各个村庄中。
记忆犹新的是，曾造访一座偏远山村，遗憾的是，那村庄的名字如今已难以忆起。在那里，我们同行者中有车洪生和郑光昭（此后的笔名即为郑义）。那是一个极为贫瘠的山村，其耕作方式与我们所熟知的黑龙江国营农场截然不同。那片区域极为贫困落后，绝大多数居民依靠手工耕作维生。鉴于地形陡峭，山坡连牲畜的动力都难以施展，使用动物作为劳动力的情形极为罕见。
踏上了返回北京的征程，我特意探访了当时在保定驻防的清华附中同窗王湘林，他在三十八军服役。这是我生平唯一一次走进真正的军营。在那儿，我们的交谈仍旧围绕着文化大革命，以及对这场运动的深入探讨。
▲至1968年岁末，许成钢（位于后排左侧）携同下乡的同学们，一同前往探望入伍服役的友人。
03
修公路时开始监督我。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设字兵团下辖六个师，各师均以“建设钢铁长城”这六个字为名，其中第二师特以“设字”命名。九团二十四连，正值中苏边界上珍宝岛局势紧张，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甚至更严重的战争危机也在暗潮涌动之中。
在边界冲突爆发前，前线部队的调动多依赖于黑龙江的江面。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苏联控制了江面，导致边防军的补给不得不依赖陆路运输。但遗憾的是，整个黑龙江沿岸地区多为沼泽，陆路运输条件极为恶劣。因此，我们不得不将黑龙江兵团的一部分力量调往修建战备公路。我便是其中之一，被派去参与这项艰巨的任务。修建战备公路不仅是一项异常艰苦的工作，更是一次宝贵的学习经历。为了在最短时间内于沼泽地中构筑一条战备公路，确保军队的炮车、坦克及补给物资得以通行，我们采取了极为激进的方法。此法即大规模砍伐树木，将伐得的木材直接铺设于沼泽之上，随后在铺设好的木板上堆积厚重的石块。如此，我们依靠人力在沼泽中强行开辟出了一条道路。
这些石块均取自沿线的山岭。在山上，工人们借助炸药开凿石眼，引爆炮石。在修建这条公路的过程中，除卡车外，并无其他机械可用，一切工序皆需依靠人力完成。工人们以手工打眼、放炮，再以大锤将石块击碎，随后用铁锹将碎石装载至卡车，由卡车运往公路。到达目的地后，工人们再次用铁锹卸载石块，并人工挖掘泥土，由卡车将泥土运送至公路上。整个过程异常艰辛。
昔日修筑公路的主力军多为知识青年，他们正值十几岁至二十岁出头，男女青年齐聚一堂，没有固定的居所，只得搭建起临时的帐篷。那片区域荒凉至极，偶有狗熊出没，当地人称其为“熊瞎子”。我们居住的帐篷周围，便有一段时间频繁迎来熊瞎子的造访。它们多在夜间潜至食堂觅食，而白天则悄然离去。记得有一日清晨，开工之际，一只母熊携带着两只幼崽，一家三口竟径直走进我们的食堂，坐下便不再移动，众人心生恐惧，无人敢外出。无奈之下，有人拨通了电话，请求武装连的民兵携带冲锋枪前来支援，最终将它们击毙。这便是那段岁月的真实写照。
那时，众人皆铭记毛主席的教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拼尽全力修建战备公路。沿路可见，从前线解救的苏联俘虏，以及奔赴前线的炮车、战车、弹药和粮食络绎不绝。显然，形势之紧张不言而喻，上下车辆频繁，给人们带来极大刺激，军官们也时常前来鼓舞士气，报告前线战事。每个人都坚信，自己正为反修防修、保卫祖国贡献力量，那份荣誉感油然而生，周围洋溢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气息。为了按时完成战备任务，我们日以继夜，辛勤工作，甚至十八小时以上。不少知青因劳累过度而生病，但他们的情绪却始终高涨。当时的我，在爱国主义思想上与任何一位知青无异，甚至有过之。在忙碌之余，我还会作诗、谱曲、歌唱我们“兵团战士”的“革命”豪情。
其实在去修战备公路之前，批评我的“反革命思潮”、“反毛泽东思想”、组织“黑格尔小组”等等的流言蜚语都已经开始了。那时的批判都不是来自官方的，而是来自知青。实际上，文革期间，我所经历的整顿与批判，其源头正是由一群知青所发起的指责与诽谤。纵然知青的指责不会让我正式沦为反革命，也尚未使我成为官方打击的目标，然而，在精神层面，我已开始承受沉重的压力。我深知，尽管如此——尽管尚未对我启动正式的整顿程序，但当时的上司已对我潜在的“政治问题”表现出了极高的关注。故而当我抵达负责整修战备公路的驻地之际，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九团似乎已向负责修建战备公路的领导进行了相关交代。在此期间，对我的行动实施了一系列的监督措施。
自1967年底投身农村，直至1969年这整整两年间，除却必要的体力劳动，我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悉数倾注于对《资本论》的深入研读之中。令人感到有趣的是，起初，我选择投身下乡，初衷是为了深入探究农村的社会状况。然而，真正置身于乡野之间，我远离了政治运动的喧嚣，既避开了北京的文革风波，亦未卷入当地的政治纷争。将乡村视为我的私人书房，我在那里静谧而专注地沉思。在研读《资本论》的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着细致的笔记记录。在1968至1969年间，我撰写了多篇论文，与此同时，一个撰写书籍的念头也应运而生。当时，我打算撰写一部内容宏大的著作，旨在涵盖我探索的所有核心问题，并对社会主义制度与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入分析。在那个时期，马克思的著作对我影响深远，不仅我的研究方法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启发，我的写作计划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马克思的思想。
我深知自己面临的理论问题浩瀚无边，非一人之智所能攻克，因此急切渴望能有更多智者共同研讨。为此，我不仅在村里寻求了与我一同到来的知识青年，还广泛地通过书信与清华附中往日同窗进行交流。那段时间，我日以继夜地写信、记录心得，沉浸在阅读与写作的海洋中。自沦为反革命之后，我昔日在农村所撰写的诸多作品，几乎尽数被查抄，以致失落无踪。现今仅存者，唯有那篇文字中最初提及的寥寥文稿与几封亲笔信件。如前所述，我完成这部书稿的时日定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恰逢我十九岁华诞，此际我已在黑龙江这片土地上度过了两年有余。我已无法确切忆起，那是在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之下，我在那个七十年代新春佳节前夕，完成了这部著作的前四章。那时的我，尚不知一场突如其来的劫难即将降临。
04
我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并被监禁审讯。
1970年，对我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尽管，我思想与精神上的成长与转变并非始于这一年，而是更早的时光。自六岁那年，父亲因被打成右派而离京，我从此背负着出身问题的重担。由此，我因出身遭受了政治上的歧视。然而，自1970年起，我首次完全独立地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全国文革进入“一打三反”阶段（严厉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坚决抵制贪污盗窃行为、果断反对投机倒把之风、严控铺张浪费现象）在全面清洗“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背景下，1970年年初，整党整团的工作组进驻了二十四连。他们的关注焦点集中于所谓的我方所组织的“反革命集团”这一议题。实际上，无论是我个人还是和我来往的知青，没有一个人是党员。但是早在一年前已经有大量流言蜚语认为我反毛泽东思想，极端反动等等。这些置人于死地的流言蜚语及报告送到上级，所以工作组下来时，我的问题就已经列为重点了。在整团的时候， 与我交往频繁的知青共青团员张莹与常慧如均遭遇了棘手的困境。工作小组竭力在她们之中寻求“突破口”，意图证实我的反革命行径及言论。紧跟在整党整团活动之后，所谓的“一打三反”运动正式启动。我被列为现行反革命重点打击对象。
那是一个炎热的1970年夏日，在团党委派遣的工作组指挥下，整个连队对我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批判与斗争。这场运动覆盖了从连部到宿舍，从修理厂到场院，从食堂到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漫画和极尽侮辱之词的人身攻击等等，批判我的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言行和其他所谓反革命行为。 对我进行的严厉批判中，常常将我那位曾经的右派父亲牵扯其中，凭借捏造的罪名对我父亲进行谩骂，试图以此证明我的反动思想源自于那个反动的家庭教育背景。稍等片刻。由此，众多对真相一无所知的知青公然对我进行辱骂、诅咒和侮辱。
1970年7月的一个夜晚，连队内骤然响起紧急集合的号角。在兵团这样的军队编制中，重大事件往往以吹号为令。通常夜晚很少吹响集合号，然而那晚却意外地吹响了。全连的战士迅速汇聚至二十四连的修理厂。二十四连是个颇具特色的连队，它拥有自家的拖拉机修理厂，这是一座宽敞的厂房，能够同时进行多台拖拉机的维修。正值七月份的农忙时期，拖拉机们都外出劳作，厂房内基本空旷，那座大修理厂房足以容纳全连两百余人。当晚，全体职工齐聚修理厂，门窗紧闭，突然间——接到隔离审查的通告之际，便随即被实行了关押。这无疑是一种未经审判的拘禁。这一切突如其来。在集会上，部分领导与知青使出浑身解数，挑动对我的仇恨情绪。无论是我的出身背景，还是个人品行，从思想观念到实际行动，乃至政治立场与道德标准，无不充斥着卑劣与龌龊。部分“义愤填膺”之士，竟将我的身躯作为他们展示深湛政治见解与激烈阶级敌意的舞台。
自隔离审查宣布那日，我即刻被押送至二十四连的酒坊。酒坊于夏日农忙时期歇业，空旷无人。我被引至一间狭小的休息室，自此，那间小室便沦为了我囚禁的牢房。那房间狭小至极，屋顶倾斜，显得格外逼仄。站立困难，仅能坐或卧。狭小的炕仅能容身一人，周围再无其他空间。
被囚禁后，生活状态基本是：日间，我遭受严密看管，被迫参与批斗，并在严密的监视下进行劳动改造；夜晚，则接连遭受审讯的折磨。无论身在何方，总有一对守卫伴随左右。无论在何处劳作，均严禁他人与我有所接触。即便是休息睡眠之际，亦不例外，看守依旧未曾离去。日复一日，除了寥寥数小时用于睡眠，剩余的时光无不沉浸在劳改、审讯与斗争会的漩涡之中。一天可四次斗争。
不明所以，我的这起所谓“反革命”案件竟成为了当时建设兵团的焦点事件。关于“黑格尔小组”的传闻在那个年代，其政治色彩已显露狰狞。自我入狱以来，师团级领导屡次亲自莅临，加剧了对我的批斗，并指导着整肃的具体措施。我的论文、信件、照片以及书籍无一幸免，均被悉数没收。我亲手制作的无线电收音机亦被送往师部进行鉴定，以确认其是否为特务设备。除了书籍之外，其余所有遭没收的物品，时至今日，其下落依旧成谜。
斗争会与批斗会，往往被用作施加压力与打击的工具，其目的在于让我承认无端的反革命集团罪。除了我那些所谓的“反革命言论和行为”，在当时的斗争会上，我最常受到的指责便是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我时常被人冠以“不老实”的罪名，而任何不老实的行为，都能成为被斗争的借口。
斗争会不仅成为打压其他知青的手段，亦是对他们施加压力的途径。在这些斗争会上，那些曾与我有所往来的知青，被迫在众目睽睽之下“揭发”我的所谓“罪证”，或是供述与我之间的所谓罪恶联系。每当他们的供词选择“避重就轻”之时，斗争的锋芒便立刻转向了他们。
对我而言，斗争会往往演变成一种体罚的手段。除了极度的疲乏之外，在斗争会上，也……时常有人，或是义愤填膺，或是幸灾乐祸，上前对我拳脚相加。而看管我的部分人，亦或是挥拳踢腿，或是找借口对我进行体罚与侮辱。然而，这些体罚与争斗对我心灵的震撼，并非最为剧烈的。
当时，对我造成极大伤害的是审讯过程，以及其中所运用的一系列残酷手段。在一开始审讯时，我以为他们的目标是要整我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当审讯进行深入之后，我才意识到 他们意图将我塑造为反革命集团案的首脑。他们莫须有地将我投身于理论研讨的实践，错误地编织进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活动中。他们甚至将我的十九岁年龄作为审讯的重要内容。交代伪造年龄和历史的罪行。他们人们直言，我的论文之深刻与独到，就连二十七岁、手握大学文凭的人亦难以望其项背。由此推断，我的年龄实难信服。在审讯过程中，他们对我采取了剥夺睡眠、轮番折磨、威胁利诱等一系列残忍手段，逼迫我承认那些无中生有的罪名，以及根本不存在的反革命集团活动。这种极端恶劣的审讯方式，曾让我陷入绝望，觉得自己将永远承受无尽的屈辱，生命变得毫无意义。
在政治迫害的巅峰时刻，我的内心陷入了深重的悲观，自杀的念头甚至一度横亘心头。犹记得，在那个夜晚，经过一轮审讯后，我被押回牢房。看守察觉到我的神色异样，便紧急通知上级增派了一名看守，并将牢房内所有金属和陶瓷器物尽数清除。看守对我施虐，显露出恐惧。我猜测他是误把我的悲观绝望当成仇恨情绪。这样在严格监禁的状态下生活，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的发生。
05
庞兽医和马号班长都劝我别涉政治。
我所经历的监禁期间，恰逢全国范围内对“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进行大规模整肃的风暴。各地在整肃过程中，手段之极端，无所不用其极。在这残酷的折磨中，自尽身亡的事件屡见不鲜。母亲在其学部（社科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目睹了整肃的残酷，对我可能遭遇的意外深感忧虑。深知已失自由（在隔离监禁的这段期间，所有通讯均需经过专案组的严格审查。），她频繁地寄来书信和书籍，以含蓄的言辞和多样的曲折手法，激励我持之以恒。在那段时光里，与我保持唯一联系的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的来信成为了我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柱。
▲晚年王来棣女士
让我从极度悲观的状态中挣扎而出的关键动力，便是对探索的无尽渴望。一旦那股用严苛的暴力强制我放弃追求的意志，将我逼至生命的绝境，我却深感……若将我的探索热情转向其他领域，转向工程技术，致力于创新发明，或是攻克生产技术中的关键难题，我依旧能够感受到生命的意义所在。从此，数学与工程成为我的精神支柱。我在信中向母亲表达了我的需求，希望能寄送一些工程技术类书籍。值得庆幸的是，那时的工作组并未对我的阅读材料进行限制。随着七十年代的到来，我的研究兴趣也随之从政治经济学转向了工程技术领域。
那日，我被押往监督劳动的途中，负责押送我的，是一位年轻的兽医，名叫庞春泰。在漫长的路途中，他对我轻声说道：“你实在有些令人惋惜，为何要耗费精力去关注那些政治纷争？你原本在无线电领域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鉴于本人曾自行组装过若干无线电设备，因此，一旦方圆数十里内的村民或农场主家的收音机或拖拉机等电器设备出现故障，他们往往会寻求我的协助。你就做这件事不是更好？尽管他的话语看似朴素无华，然而在那段充满艰辛的日子里，它们给予我的鼓舞至今仍深植我心。
若能发明一种能够自动调节割台高度的收割机装置，便能显著提升收割效率，减少粮食浪费。为了实现这一愿望，我开始系统地自学。
我与大多数北京知青都疏远了，负责看守我的主要是哈尔滨知青，偶尔也有上海知青参与。因斗争会和批判运动的影响，我的名誉遭受严重损害，以致那些前来监视、押送和看管我的知青们，对我怀有极深的敌意。在这段日子里，鲜有人能与我保持哪怕是些许正常的交流。在连队中，能够进行短暂交谈的，寥寥无几，唯有兽医以及当地的几位农民。在步入隔离监禁的生活之前，我的日常劳作多在马厩中进行，与那里的几位兽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兽医对政治并无兴趣。他们构成了二十四连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群体，彼此间的交流更为融洽。自被安置监管之下，我依旧得以与他们保持有限的互动。其中几位与我交往较为频繁的兽医，分别是张跃生、杨修岐和庞春泰。他们个性幽默，言谈中总洋溢着欢声笑语。在我遭遇重重困境之际，他们仍旧视我如常人，与我共享欢笑，这对我而言，精神上的慰藉难以言表。
此外，众多资深员工（亦为农民）亦在精神层面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我们马号的班长名为陆书坤，他来自山东梁山，身上流露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气质。他的父亲，陆诗勤，曾是威名赫赫的老八路。老陆对我始终和蔼可亲，记得……他过往曾以一种颇为独特的腔调对我进行指责，敦促我远离政治纷争，专心过好个人的日常生活。偶尔，他们还会从家中带来美味佳肴，赠予我。在那段最为艰难的时光里，这些食物对我的精神支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76年，许成钢（位于左一）与马号农场的老职工们合影留念。
06
从隔离监禁转为监督劳动。
自一九七一年十月起，我的境遇发生了显著变化。那时，林彪事件的文件已下达到团级单位。在案情中，原本指控我为“反对林副主席”的罪名，竟奇迹般地转变为无伤大雅的言论。我事后揣测，或许是因林彪事件的余波，我的案件细节相较先前已略有放宽。自那之后，尽管我的“反革命”案件仍旧悬而未决，但对我实施的严密监控逐渐有所放宽，审问活动亦已停止，斗争会亦不复存在。我的隔离生活，转而演变为接受群众与知青的劳动监督。
在劳作间隙，即便我被归类于“地富反坏右”的行列，却意外地发现，其中的一些成员也主动靠近，与我交谈，表达出对我的深切同情。
我逐渐拥有了闲暇的时光。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能够专心致志、有条不紊地自学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学以及英语。追溯至1972年，我的放牛生涯得以恢复。牧牛于我而言，堪称理想职业，其最大益处便在于赋予我充裕的自由支配时间。正是在这宁静的牧场上，我得以汲取知识的甘露，大多数艰深的自学课程亦是在此期间完成。例如，在物理与数学的学习之路上，我先是投入了数月的时间，自学了高中阶段的数学与物理知识。随后，我开始了系统化的学习，涉猎了大学物理、微积分、高等代数以及电动力学等领域的课程。
在我所自学过的各类课程中，微积分无疑是最具挑战性的。为了扎实掌握这门学科，我深入研读了多本大学教科书，甚至包括数本高级数学习题集。我手持习题集，逐题攻克，以此确保自学过程的稳固性。我坚信，仅阅读教科书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完成包括极具难度的习题在内的实践练习。在完成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的学习后，我接着涉猎电动力学、无线电电子学、自动控制原理等课程。就这样，我自学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大学教科书，一门接一门。尽管如此，当我回顾所学时，仍深感在发明设计工作中所需的知识尚显不足。
“你可以挑选一本你基本能理解内容的英文教科书，利用词典去理解其内容，这样就能掌握其中的英文。当你自己再阅读类似的书籍，你便会熟练掌握英文了。”
遵照他的指导，我写信给母亲，请求她为我寄来一本英文版的美国电子学教材。记忆犹新的是，母亲寄来的第一本教材名叫《Modern Electronics》（《现代电子学》）。这本教材是四十年代末美国大学使用的，母亲从中科院图书馆购得的一本报废书籍。由于当时从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此类书籍已显得过时近三十年，但对于我而言，它却如同珍宝。因此，我从头至尾仔细阅读了每一页，对书中的内容都进行了深入理解。从电子学的角度来说，这本大学二年级的教材内容我都能完全掌握。实际上，这本书也成为了我的第一本英文教材。
自那以后，我信心满满地投入到美国大学电子学教科书的阅读中。通过这种方式，我自学了诸多美国大学的课程，包括计算机工程和自动控制等领域。其中，有一段既悲凉又有趣的故事。记得那时，母亲寄来了英文版的《模拟计算机原理》，尽管如今模拟计算机已不复存在，但在七十年代，它却是至关重要的领域。当我收到这本书时，激动不已，迫切希望尽快掌握其内容。然而，时间却异常紧张。就在此时，我遭遇了一场惨痛的事故。一位名叫潘金根的上海知青，彼时担任连队油库保管员助理，于清理油库楼顶天窗玻璃时，不慎失足坠落，头部重重撞在水泥台阶上，瞬间不幸丧生。身为上海支边青年的他，遭遇了如此惨重的意外，其丧事须待其父母及家人自上海启程前来参与。期间，他的遗体被安置于二十四连的仓库中，四周布满冰块以防变质。夜幕降临，仓库需有人轮流守护。鉴于知青们普遍畏惧夜间守护遗体，连队只得公开招募志愿者前来值勤。这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良机，全脱产的形式对我而言尤为珍贵。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此事记忆犹新。在那个时光，我每晚于仓库之中，点燃油灯，凝神静气地坐在潘的遗体旁，翻阅着这本《模拟计算机原理》的教科书。那段时间，这门课程几乎全靠我在短短两周内自学而成。部分知青显得格外奇特，其中不乏勇于街头斗殴者，然而面对夜晚的幽魂，他们却显得异常胆怯。他们对我如此亲近亡者感到不解，问我怎敢与逝者日夜相伴。实际上，正是这夜深人静的时刻，让我得以专心致志地投入研究，这对我而言，是一次珍贵且令人兴奋的学习良机。
在那个时代，全身心地自学探索中国及美国大学的工科知识，既是心灵的慰藉，也给自己带来了沉重的压力。长期的过度精神负担，使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北京知青吴先，当时担任卫生员，他对这位曾被视作反革命分子的我的关怀与援助，我至今仍深感感激。
07
我的技术革新获赞。
自一九七三年夏日始，尤其是进入一九七四年，高等院校开始面向工农兵群体招收学员。彼时，连队中的知识青年纷纷为争夺进入大学的机会而展开激烈竞争。为了能够步入高等学府，众多青年焦虑不安，而那些未能如愿以偿的落选者则陷入了深深的悲观情绪之中。我深知自己属于“反革命”，内心却出奇地平静，因为深知自己绝无可能踏入大学校园。我自认自学所得，已远超大学所授课程。
在那段时光里，我几乎将全部的精力倾注于一项创新项目中。当时，我心中最为挂念的革新项目便是“联合收割机割台高度自动控制”。我坚信，若能攻克这一割台高度自动控制的难题，便有望解决大豆收割过程中所面临的严重浪费问题。在农场中，联合收割机的高度设计原本是依据小麦的高度来设定的，因此，在收割大豆时，大约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产量会浪费在地里，损失相当可观。为此，我亲自设计了一套详尽的电路图方案。
那是在一九七四年，我对我的政治限制有所放宽。彼时，我国政治的大气候发生了一些转变，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而“四人帮”的影响力也有所下降。在这一背景下，我提交了返回北京的申请，竟意外地得到了批准。这是我自一九六八年年底重返北京以来的首次回京之行。我深知这次机会的珍贵，打算利用回京之便，拜访久违的恩师，以期提升我的设计水平。
到北京以后，我找过若干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清华大学的常迥先生。常先生是中国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控制方面的权威，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四十年代末期后回国，回国后就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常先生的女儿常放是我的同学，也是清华附中井岗山红卫兵的成员，我们曾在同一个小组，非常熟悉要好。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去过她家很多次，同她的父亲认识。一九七四年夏回北京时，我自己闯到她家里去请教常先生。先生给了我很好的原则性的指导，对我后来的自学起到了非常重大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自学的方向上，先生给了很重要的建议。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常先生是我在工程方面学习的导师。当时我也曾经访问过中科院自动化所及清华数力系流体力学实验室，请教我的技术革新设计方案。在北京的那段时间里，我非常忙碌，完全都是围绕我的设计请教奔波。
自北京归来，我所提出的数项技术革新方案，获得了连队技术负责人及维修厂的热烈响应与全力支持。因此，尽管彼时，我的本职职责是牧牛，然而，每晚我皆隐匿于修理厂，试验我精心设计的诸多构想。实验成果多多少少带有不确定性，既有部分设计虽经实验验证成功，却因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践；也有不少实验虽告成功，却因条件限制而未能真正投入运作。例如，那些未能实施的成功实验包括大犁自动高度控制液压装置等；而成功并已应用于生产的案例，则如自动称重灌袋机等。1975年，师部曾在我们的连队召开技术革新推广会，自动称重灌袋机受到了一致的好评。我这个曾被冠以“反革命”之称的个体，在技术革新的道路上收获了一些赞誉。团长遇见我时，兴奋地高声喊道：“你弄的那个东西真管用啊，以后可得多给我们弄一些这样的好东西。”
08
我被判为“反革命集团”首领。
自一九七四年起，母亲屡次敦促我重视自身的政治问题。事实上，自一九七二年始，我几乎将所有精力倾注于工程事业。我刻意避开了关于自己遭受整肃的纷扰。然而，我深知这是无法回避的宿命。于是，在母亲的不断提醒下，我决定前往团组织寻求解答。
在1975年的年初，团组织党委对我所涉案件作出了一个正式的结论。最终判决将我定性为“策划并领导全国九个省市及军队的反革命阴谋集团首领，其意图直指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旨在夺取国家政权”。
这个结论让我深感困惑，因为我实在不清楚自己竟拥有九个省份的网络组织，至于所谓的“夺权”指控，更是毫无根据。该结论的最终标注日期标注于一九七四年十月，然而当我实际获得该文件时，日期已是一九七五年。
历经建国后的诸多政治风云，母亲坚定地认为，我必须对这个错误的政见提出上诉，因为此事极可能左右我的一生。自一九七五年年初起，我不得不频繁中断在北大荒乡下的学习与设计工作，着手准备我的上诉文件。
1975年夏日，我重返北京，凭借各方的协助，提交了上诉文件。我曾联络到父亲的老友、四十年代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吕东明先生，再经他的儿子吕匡益先生牵线搭桥。将上述材料经由其同班同学之手转交至其父——时任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手中。我寄望他能给予兵团批示，从而将我的问题转至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予以处理。同时，母亲携我拜访了时任总参作战部部长府邸，恳请他协助解决我军内“困退”的难题。这位首长与我母亲同乡且曾是同学，同时也是我外公的弟子。
在那炎热的1975年夏日，对我而言，另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便是前往杭州，与久违的父亲相聚。自一九六二年的最后一次与父亲相见，已过去了十数载，而这十几年来，我首次再次与他相聚。那时，我年仅十一岁；而到了一九七五年，我已成长为一位二十几岁的成年之人。当我抵达杭州与父亲重逢时，他几乎已认不出我。彼时，我携好友车洪生一同前往。他在清华附中时便是我最为亲近的同学，我们曾共同探讨诸多理论议题。在1970年之前，我们通过众多书信交流理论观点，我亦曾向他寄送过我的论文。
父亲当时心情急切，渴望见到我，然而见面后才了解，他之所以急匆匆将我这位阔别十几年的儿子召至面前，除了一家人久别重逢的情感，更重要的是他急于与我探讨当时形势的紧迫性。那是一九七五年，正值邓小平主持整顿的风潮之中，“四人帮”却开始了新一轮的反弹。父亲那时尤为忧心忡忡，对中国未来的前途与命运深怀忧虑，担心“四人帮”篡夺权力，中国将面临空前灾难。他亟需与我交流，探讨我的人生轨迹，这轨迹与国家的前途息息相关。
即便多年来我被迫远离政治，且无缘接触社会科学的著作，我的本性依旧未变。在潜意识中，社会主义体制的固有弊端仍旧构成我探讨政治问题的基点，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对我内心的熏陶依旧深刻。回想起那时，父亲对“四人帮”可能篡夺党权及其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尤为关注。然而，在我看来，当时的问题根源更在于我国的制度本身。若对制度本身的运作机制不得要领，便难以触及问题的核心，实现真正的解决。彼时，父亲显得颇为惊讶，他未曾料想到我会对现行社会制度持有如此深刻的质疑。
自六岁那年起，父亲便离我远赴北京，自此，我与父亲的相聚时光寥寥无几，然而他对我成长的影响却是举足轻重。从我对科学和技术的最初热情，到后来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无不与他的教诲和榜样息息相关。在那次见面之前，他于我而言，既是崇敬的导师，又是敬仰的偶像。然而，那次会面，是我首次以成年人的身份与他进行交流，我们谈论的，是那些我们共同关心的社会议题。自那以后，父子间的对话便延续了数十年，未曾间断。
许成钢父，许良英
除了深入剖析与热烈探讨诸多重大社会议题之外，面对我遭遇的政治挑战，父亲始终给予了我坚实的情感支柱与精神慰藉。他赠送了我一本传记，讲述的是那位中世纪因秉持不同政见而遭受教廷残酷迫害的空想共产主义先驱——康帕内拉。在我那时的境遇中，阅读那本书的意义尤为重大。自幼年起，受父亲的影响，我对中世纪教廷与无知迷信的民众联手迫害科学家和异教徒——如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人的悲惨遭遇，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切身体会。当我自身遭遇政治打压时，那些奉命而来的工作组，在我看来，仿佛是中世纪罗马教廷煽动的、无知而虔诚迷信的暴民。正是在那本书的启迪下，我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慰藉。那本记录残酷迫害异教徒行径的传记，竟成了我与吕匡辉（我的前妻）恋爱初期共同研读的书籍。在这样精神支柱的支撑下，我渐渐恢复了探讨社会问题的勇气。记得在1975年底，“四人帮”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引用马克思的论述，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我查阅了英文版的《资本论》，发现这场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猛烈批判，其依据竟源自于文字翻译中的根本误解，亦或是蓄意利用了翻译过程中产生的误导。
呈递完申诉的文件，重逢了阔别已久的父亲，那一年——一九七五年——对我而言具有非凡的意义。我重返北大荒，回到了那个熟悉的连队，得益于先前提及的双重关系，我的境遇已显著改善。尽管我的反革命指控尚未得到彻底平反，且“困退”手续在法律层面尚待确认，但对我实施的政治监控和管制实际上已告一段落。
09
案终平反，新生涯启程。
在那个唐山大地震余波尚未平息的1976年，我踏上了返回北京的旅程，离开了遥远的黑龙江。
一九七七年，在文化大革命落幕不久，我的冤案便得到了全面的昭雪。
重返北京，我沦为无业者，却意外拥有了更多时间去追寻内心所好。正是在那时，父亲从浙江的乡村返回北京，继续投身于对爱因斯坦研究的热情之中。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室里，定期组织小型研讨会，每两周便会相聚一次。赵中立、张宣三、范岱年等常客络绎不绝，方∗∗也曾多次出席。我积极参与了这些讨论，并投身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文献的翻译工作。经济学与物理学在诸多方面都有着共通之处。而我对世界的探索方式，亦或是我的理解中的爱因斯坦对世界的探索方式，都对我个人的世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998年5月27日的这一天，许良英（右侧）、范岱年（左侧）共同前往探望他们的老师——王淦昌（居中）。
在这段日子里，我热衷于研读相关文献，对经济计量学的进步感到由衷的激动。起初，我误将其类比为物理学中的统计物理（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对经济计量学的理解存在偏差），热切期盼有机会能够运用这一学科的方法论对制度进行深入探究。我还记得，曾与父亲一同拜访过于光远先生。我向他表达了想借助经济计量学的视角开展制度研究的愿望，尽管于光远先生是一位思想较为开放的资深学者，但他对此却并未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1978年，张宣三跻身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的行列。他屡次通知我，邀请我参加旁听或加入工经所的讨论会。在数场讨论会上，我有幸聆听了工经所长马洪、副所长蒋一苇以及时任室主任朱镕基先生的高深见解。对他们就企业自主权改革议题的深入探讨，我受益匪浅。然而，我也意识到，对于相关体制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学术剖析，以指导后续的改革进程。尽管当时我对经济学的认识仅限于对1970年之前的《资本论》的粗浅理解，以及对经济计量学的有限了解。在1978至1979年间，我曾满怀热情地聆听社科院苏绍智等专家关于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体制的讲座；布鲁斯对波兰改革及“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剖析等等。所有这些讨论都将中东欧的经济改革视为中国改革学习和借鉴的范例。这些宝贵的信息和当时的思考，为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七八年的夏日，随着文革的落幕，我国迎来了文革后的首届研究生入学考试。鉴于当时并未找到我心仪的经济学导师以及匹配的研究方向，我最终选择了报考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遥感室（后独立发展为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的计算机图像处理专业研究生。凭借数学和英语的初试成绩名列前茅，我顺利通过了初试筛选。然而，在复试阶段，由于诸多原因，我未能如愿被录取。次年，我决定报考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研究生。笔试环节我成功过关。然而，鉴于我缺乏本科学历，清华计算机系对我能力的认可度不高，因此为我增设了额外的复试环节。经过第一轮复试，我被推荐至机械系，并再次接受了复试的考验。历经两轮复试的磨砺，我终于被清华大学机械系录取。
1979秋，我入清华。成为清华大学研究生中独树一帜的存在，我是不曾拥有大学学历的佼佼者。身为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首位涉足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研究生，我专注于有限元分析及非线性最优设计领域的研究。在理论探索之余，我与导师及同窗们携手攻克了马鞍山钢铁公司八千吨水压机最优设计这一重大难题。在此项目中，我主要负责计算机模型的构建与计算任务。
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之际，清华机械系对我留校从事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博士论文研究充满期望。然而，自六十年代末起，我一直在持续探索社会制度，这一探索贯穿了整个七十年代。面对中国改革的现实，我的内心深处不禁向往经济学领域。在经于光远的帮助下，我以机械工程学硕士的学历，加入了当时正在组建的社科院技术经济所（后正式更名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于是，我踏入，或者说重归了经济学的大门。
若需以十年为界，我的七十年代已然落幕。相较之下，此后的生活显得格外宁静。出国、求学、授课，我的路径与那些年同窗好友的轨迹并无二致。然而，不得不提及的是，历经岁月洗礼，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清华机械系毕业后，我在社科院度过了短暂的时光，随后赴哈佛大学深造经济学。自那以来，文革初期萦绕心头的根本问题——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始终未曾远离。我所研究的课题始终紧扣制度，尽管范围更为广泛，涵盖了世界各国的制度，以及各式体制下的制度。重读近四十年前的旧作，除了那些年盛行的政治术语和少年时代的张扬不羁让我忍俊不禁，面对文中提出的诸多问题，我依旧难以给出令自己满意的答案。
作者对张莹与郭迪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所给予的关键协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那是在一九六五年，为了与父亲彻底划清界限，我研读了那些“揭露”他所谓“罪行”的报刊文章及评论。到了八十年代，哈佛大学政治学家麦克法夸在其著作《文化革命》中，引用了我父亲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言论作为文革政治根源的证据，并因此与我父亲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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